互联网的“缓冲器”角色、农地承包制度、乡规民约、汉语研究、人民币是否贬值、新历史主义批评
中央党校科社部吴忠民指出，不能否认，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有着明显的催生及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无论国内一些件，还是在别的国家诸如“茉莉花革命”、“”以及“进军华尔街”等事件，人们从中都能清楚地看到互联网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问题就在于，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还具有另一方面的功能，即：在一定条件下，互联网对于社会矛盾有着非常明显的积极缓解效应，扮演着“缓冲器”的角色。这一点，有时却被人们忽略了。互联网对社会矛盾的积极缓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网络有利于发现社会矛盾。二是网络有利于社会成员兴奋点的多样化分散化。三是网络有利于社会成员焦虑心理及不满情绪的释放。四是网络有利于社会包容度的提升。五是网络有利于社会舆论压力的形成。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认为，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农用土地一直是他们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土地、根据人口变化进行土地调整，就成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内在需求。但问题就在于，土地的频繁行政性调整不仅直接引发农业经营出现超小规模的状况，而且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农地使用者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甚至有可能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破坏地力、降低土地产出。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稳定土地承包权，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农村村庄内部不同家庭间人口变动对土地调整的压力却不断呈现，《土地承包法》没办法得到有效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生朱添谱撰文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给城市带来了极大的人口压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超负荷问题已十分凸显。近年来，中国已经采取了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办法疏散大城市人口，但生产力的合理分散布局是一个长期过程，在短期之内，大城市仍然是最具人口吸引力的经济中心，因此，单纯经济层面的改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大城市人口问题的“燃眉之急”。在经济层面之外，观念层面的地方归属感的营造也是吸引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原因。对于远赴城市营谋生计的农民而言，城市只是暂时寄居的他乡，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才是他们长久的精神寄托。大多数流动人口终年在城市务工，有了一定积蓄之后则回到故乡盖新房、娶妻生子，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是分离的，他们虽然长年在外，但他们大多数重大的生命过程都发生在乡村之中，对他们而言，“落叶归根”是一种自然的生活逻辑，当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使命完成之后，回到家乡生活便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生抉择。对于城市而言，流动人口的这种“有来有回”的流动形式意味着他们将不会在城市长期定居，从而缓解了城市解决流动人口永久性生活的压力。
乡规民约的保留是营造地方归属感的重要方式。以乡规民约对于土地权属和使用方式的规定为例，在中国传统的村落社会，人对于土地的情感与亲属制度、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土地成为其所有者人格的一部分，在村落中，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族产和族田，这些族产和族田不能随便转让或者卖给异族之人，否则将会受到族规的严惩。对于村民们而言，公共土地的存在意味着对于家乡的情感归属，土地确认了家乡的边界，不管在哪里营生，他们最终都需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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