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表明，灵活就业是我国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渠道。据相关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估计已有70%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
二、行业和门类庞杂，包容性大，对不具备就业竞争优势的下岗失业人员来说，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较大；
灵活就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在解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促进劳动力结构调整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断言，假如没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灵活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解决以及经济改革、结构调整、社会稳定等，都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局面。
外，灵活就业在促进市场就业机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数字化的经济时代，灵活就业人群正日趋庞大。按人社部等部门公布的数据，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人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选择依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提交了《加快推进新就业形态发展、助力稳就业的建议》。他说，新的就业形态除在电商物流、网络送餐、网约车等生活服务领域外，还依托知识创意领域和平台不断衍生。
马化腾还表示，新就业形态具有就业容量大、进出门槛低、灵活性和兼职性强等特点，形成“蓄水池”与“缓冲器”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中与标准化就业相互补充。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等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同比增长逾11%，达到55.68%，有近30%的企业表示稳定或扩大使用规模。
去年底，某外卖平台一骑手在送餐途中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告知仅可获得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和3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在社会广泛关注下，该平台最终给予骑手家属60万元抚恤金。
在这个事件中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灵活就业改变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传统关系——劳动者从原来的“公司+员工”转向“平台+员工”模式，随之而来的突出的问题是灵活就业人群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在外卖骑手这一事件中具体表现为当员工遭遇工伤，由于工伤保险的缺失，所以没办法依法得到工伤赔偿。
而在外卖骑手之外，针对灵活用工中劳动关系的诘问还在不断延伸，比如从事家庭服务的保姆、小时工与雇用者的关系算不算劳动关系？家庭作坊的雇工能否纳入劳动关系的调节范围？多重劳动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有关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险问题怎么样处理？怎么样看待代理关系与劳动关系相互重叠的就业形式，如产品直销员等能否被纳入劳动关系调整的范围？等等。
除了该享有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外，还面临着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灵活就业发展要求严重不符，比如从事灵活就业的人员普遍没有社会保险。这种情况不仅使下岗职工难以同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放心大胆地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而且留下了严重的社会隐患；
以及缺乏针对和适应灵活就业的法律规范。比如目前我国的劳动法律和法规明显不适应灵活就业情况的主要有：按月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适应灵活就业的特点；关于工时的规定对灵活就业来说一是太死，二是标准太高，每周上班时间不超过40小时和连续两个休息日的规定在小企业里往往难以执行；用人单位雇用人员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用人高度灵活的小企业的实际情况。
还有劳动者可持续发展问题。现有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就业扶持和服务保障体系主要面向传统行业，没有充分覆盖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
政府工作报告说明，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快速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推动放开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探索建立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蔡庆锋在《关于建立灵活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保障的提案》中建议，调整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从立法层面进一步规范此类劳动关系，避免灵活就业人员在遭受工伤事故后，无法享受相应待遇。
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高小玫在提交的大会书面发言《规范平台用工，维护劳动者正当权益》中建议，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合同，制订平台用工专项法规，加强劳动监察，规范平台管理，防止优势地位方滥用权利。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拓宽灵活就业群体参与社会保障渠道，为就业困难群体无偿提供在线课程和就业指导服务，建设劳动者终身学习的“数字学堂”等，以保障和服务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要最好能够降低互联网对劳动者“工具性”的放大，增强对个人安全、尊严、可持续发展的考量。
“新业态制定劳动关系的规则要倾听弱者声音。”制度设计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创造共赢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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